虞爱华检查园博园项目建设收尾工作

第二，工伤保险不容乐观。

然而并非所有的公民就因此可以直接主张该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其三，无障碍坏境的建设。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职业福利和特殊福利等形式。在德国，联邦劳动局下设了劳动促进机构。除此之外，残疾人社会保障权还具有其特殊的属性。如德国法律规定残疾人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免费的公共交通、减额的车辆使用税、特殊的停车设施，以及电视和广播许可费免除等。

在我国，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强制要求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已成为解决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渠道和根本措施。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理论上被概括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应该博采众长、兼听则明，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更加理性的判决。

三方淳淳善诱的修辞使法官极易陷进圈套。法官不必因为找不到正确理解的最终标准而感到苦恼。但是上述结论是不是意味着法官就可以两耳不闻哲学事，一心只读规则书呢？答案是否定的，哲学解释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视角，尽管法官的思维是一个独断性的思维，但并不排除其思维的探究性。如果在这种残酷的背景下再提倡能动主义，法官的审判活动将会被引向何处？至此，我们认为当下法官应当恪守司法克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努力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解决案件，除非法律存有漏洞且通过其他方法无法填补。

二审判决一出，民意立即被点燃，而犹如浪潮般涌向法院。修辞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向，也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向。

回归到法律方法论，按照伽氏的观点，其几乎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修辞法官的思维游离于有与无之间、贫与富之间、生与死之间，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法官思维的瞬间转换便可能使某人失去了财产、自由、子女甚至生命，因此法官的思维对案件判决结果有终极意义。难道真的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不同吗？我们认为，首先，哲学上所称的真理是在前方的，因此用固有的方法当然无法探知真理的位置，反而会对发现真理设置障碍。这同时也是方法论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当下的司法现实首先，我国经过长期的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之后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了依法治国，但旋即又提出了以德治国，不久又提出了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及争创人民的好法官等政策。[21]四、法官思维的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对规则的信仰尽管我们推崇克制性、独断性思维，提倡法官思维对修辞的免疫力，但我们又不幸的发现，法官思维又与能动、探究与修辞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可以说法官的思维更多的是在能动与克制、独断与探究、修辞与免疫之间的徘徊。所以本文拟以法官的三种思维的博弈为切入点，在展现众多思维类型优劣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的当下语境，浅析我国法官思维的艺术问题。这种表里不一的矛盾现象使修辞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3]反映到法官（如果也可以被称为法官的话）思维中，就是许多法官不认真遵守法律规则的内在含义，而是想方设法予以变通，寻求法外之意。[12]而修辞学家布赖恩认为，修辞指的是：装腔作势的语言、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语言、为掩盖意义而弄虚作假的语言、诡辩的语言、文字修整及修辞格，等等。

修辞学鼻祖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定义是在任何主题中发现所有可能的说服手段能力，是与说服手段相连接的方法。因此法律思维的艺术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规则的艺术。

而方法论的出现，正是出于更好的对追求理解与消除误解的需要，为此方法论也可以被称为一种避免误解的艺术。面对明晰的法律以及刚性规则，那些有雄辩天才的辩护律师（以及法官—笔者注）也必须保持沉默。太守何武的判辞中推定立嘱人目的是为保护幼子，才将所有财产归女儿女婿，否则会引起贪心的姐姐姐夫谋害性命。其次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对法律的理解确实没有正确答案，所有的理解都是不同的理解。富翁病重，写下遗书：所有财产归女儿女婿，只留下一把剑给幼子，并要求在儿子满15岁才交给他。[9]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哲学上的无限思维的链条暂时中断，而运用逻辑和人类已有的知识找到相对正确的答案。

如同英美法律职业中的其他许多伟大人物，霍姆斯自己的绝大多数轰动效应都出自他修辞的力量。[20]对此我们认为，这种疑虑有其合理性，但是只要法官在运用修辞的同时，能死死守护法律规则的界限，上述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总之，法官的思维采取的应当是独断的形式、探究的过程。案情是某富翁家资有二千万，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那么在现阶段我国的语境下，法官的思维立场应当是什么？是恪守克制主义的保守立场？还是秉持一种能动主义的创新立场？在回答这几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我国的古代传统以及现代制度背景予以廓清，然后再分析当下我国法官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思维立场。于是，法官对法律规则的信仰还未等建构起来就已经遭到了彻底的解构与突破。

如在备受瞩目的许霆案中，当事人通过向社会透露其悲惨境遇以及诱惑本身的不可抗拒性以达到博得社会舆论的同情的目的，检察官多次重点强调许霆171次从ATM机中取款，通过数字这一次修辞方式证明许霆的主观恶性以达到将其归罪的目的。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与误解之间的区分似乎无关宏旨，误解甚至可能成为新的意义生长点，方法很可能是阻碍人们获得真理的思维[7]，甚至提出了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8]思想。[10]这个相对正确答案就是我们强调的法律规则，这就足够了。修辞激活了我们的感觉，也窒息了我们的感觉，词聚集了我们的经验，也扩张了我们的经验。

换句话说，哲学家并不必向我们表明如何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到达他的想象力想让我们去的地方（因此可以胡乱理解），而法官必须在想象中的判决与现实之间给出完整、准确、详细的论证（因此不能任意理解）。这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针对此问题陈金钊也曾评论说法律规则缩小了修辞的领域，而这正是法律规则的优点之一，显示了法律对思维的约束力。如在刘涌案中，其在一审被判处死刑，民众拍手称快、额手相庆。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也许哲学中的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它并不适用于法学，因为法官的思维是一种独断性思维（所谓独断性思维，就是法官仅仅依凭规则中的应有之意而非个人的意思来判案，不能出现多种结论，而只能是德沃金倡导的唯一正解）。实际上，我们这里的修辞，指涉的是西方近年来复兴（在古希腊曾经辉煌过，后遭到遗弃而衰落）的修辞学。

不否认司法能动主义可以解决当下司法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如法官动辄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裁判、克制判案对当事人满意程度重视不够等）。其次，我国法官在面对沸腾的民意时易被俘获，甚至不自觉地与民众玩起了激情互动。后来，当儿子满15岁那年，姐姐姐夫仍然不给，只好到沛郡官府告状。【摘要】法官的思维游离于有与无之间、贫与富之间、生与死之间，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法官思维的瞬间转换便可能使某人失去了财产、自由、子女甚至生命，因此法官的思维对案件判决结果有终极意义。

[17]既然人们对修辞的看法处于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那么结合本文主题，法官的思维与修辞又应该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著名的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似乎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曾经豪迈的说：法律是思想者的天职，而不是诗人的天职，[18]言外之意，法官应该服从于法律而非修辞。假如甲法官在审一动物（狗）致人伤害案件时，由于其小时候也被狗伤害过，并留下了阴影，于是对此类案件极为愤懑，借着旧账的怨气，甚至做出要求狗的主人作出天价赔偿的判决。

但该评论遭到了当今理论界、司法界的杰出代表波斯纳法官的猛烈抨击，他认为霍姆斯说这话时是他最离谱的时候。深究这一理论的本质，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对理解标准的放弃，是对正确理解的放弃。

那么，何谓修辞？对此人们给出的定义极其不一致。有的人认为，修辞学有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在于说服、修辞是在言者与听众之间架起的桥梁[14]等，但更多的人对修辞提出了批判。